“两个丑八怪”坐落在圣日尔曼小广场边上，在成千上万家巴黎咖啡馆里，它上了各语种的巴黎导游书，因为它是塞纳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馆，甚至巴黎文学圈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文学奖，也叫“两个丑八怪”。
从前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常常去那里会朋友、读书、高谈阔论和写作，没有成名的天才在这里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名作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出版商。没有钱住好房子的人，一早就来到这里，帮酒保一起放下昨夜翻起的咖啡桌上的椅子，然后买一杯牛奶咖啡就开始写作，省了暖气的钱，就像海明威在1921年到1926年在圣日尔曼广场的咖啡馆里度过的写作生涯一样。但还有别的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咖啡馆已经形成的自由无拘、畅所欲言的气氛。别的桌上嗡嗡的细小谈话声，刺激着自己倦怠的思想，激发着自己想表达的愿望，偶尔进来坐在门边等人的年轻姑娘，以浑然不知的姿态，打开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许我可以把她写到小说里去。”他这么想。灵感突然来了：意念，细节，故事，紧跟着汹涌而生动地汩汩而来。也许这就是巴黎的文人们，把咖啡馆当作是自己家的一个房间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像海明威一样，可最终是海明威出了大名，于是，我们现在就只知道他的故事了。进入“两个丑八怪”，用眼睛找到的是结实粗壮的美国青年，上唇留着剪齐的胡子。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调情，用报纸的一角团起来掏耳朵，好像这儿是大家的起居室。在1950年波伏娃给美国情人的信里，她提到在这里写《第二性》时被来找她说话的人干扰的事，因此她决定上午在家里写作了。要是会她的同性恋女朋友，听她说自己写的小说，她们还是到这里。那个丑女人爱着波伏娃，坐在她对面眼泪汪汪地说着自己不求回报的爱情。而波伏娃对奥尔格伦说，自己不得不假装高兴地接受，为了不要太伤她的心。
萨特有一张有名的照片，他低着一对鼓出来的大眼睛在咖啡圆桌前，读放在咖啡杯子旁边的书，这张照片就是在“两个丑八怪”里拍的。现在，照片上的咖啡圆桌还在那里放着。要是你现在走进去说，要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酒保给你端来的，还是一样的杯子，小碟子上放着把小勺。只是价钱很不一样了，从瑞士来的人也喊贵。但是大家装作很接受的样子，掩饰自己一个外国人吃惊的表情，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怕显出自己乡气。其实这是最彻底的乡气表情。这里的酒保就像真正老派的绅士，小心周到，气宇轩昂，即使是围着白色的长围单，他们看上去还是那么有身份，一举一动合乎章法，他微微俯下身来听你南腔北调的怯懦的法文，如亲王体恤民情一样的高贵而礼貌。让人忘记了自己不是来看法国贵族遗风，而是来找文人们曾经坐过的地方，穿牛仔裤的人赶紧把两条腿往桌子里移进去。等酒保得令而去，再说：“原来这么贵啊，巴黎真的太文化沙文主义了。”
可是，源源不断进来的人还是把所有的桌子都占满了。
也有人只是看着大玻璃外面的街道人来人往，也有人不停地走进对面的啤酒馆里去，那里常常有大出版社的编辑约作者谈书稿，听说无人引见的无名作家也会在那里守株待兔，希望在吧台上巧遇心仪的编辑，开始转运。也许会有人想到同在巴黎生活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并不常到咖啡馆去，在《物质生活》一书中她解释说，“没有合适的衣服。”
什么才是对咖啡馆来说合适的衣服呢？
大概杜拉斯指的是有助于向咖啡馆里别的人展示自己有多少自由个性的衣服吧。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自己穿什么去咖啡馆，只要不穿晚礼服就行。要是注意去咖啡馆的仪式，大多数时间只是一个人在家里孤独写作的女人，一旦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有几个月无法定下心来仔细照镜子的女作家，真的不会有太多表现自己个性的衣服。可如果对于想精确地表达自己又非常在意的话，对于自己不能成为自己喜欢的咖啡馆里的风景，会感觉沮丧吧？其实这也许不光是对自己深感兴趣的女作家的心情，也是一些住在圣日尔曼广场附近大房子里的女子的趣味。据说在下午，有过风霜阅历、有闲也有钱的女子常常精心打扮以后去固定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散发着漫长成长经历的气味，惹人注意。
这里的酒保可以算得上是最稳重的人了，他站在哧哧作响的牛奶蒸汽机前，透过袅袅的热气淡然地望着客人们乱忙，多少自己以为是绝世天才的人在这里头破血流，又有多少看上去最好劝他当晚就回家的人，日后果然功成名就，比如海明威，比如毕加索，比如列宁，比如梵高。他从做这份差事开始，就坐看沧海桑田，学会了不动声色。连警察也学会了不对泡咖啡馆的人认真。1917年的某个冬日，一个落拓的天才在激愤之中一下子把自己脱光了，冲到外面大街上，警察只是过来问他冷不冷。
现在来这里的人，个个扬着头，好像在闻空气里面那些渴望成功的激情，灵感迸发的迷乱和梦想成真的大喜。个个拿眼瞟着别人，想看出来在座的有谁可能是下一个萨特。
这时，来了一个下午卖报纸的人，抱着一大堆法文报纸，一个桌子一个桌子走过去，大家都摇头。这时我发现，原来现在坐满这里的，全是来巴黎的旅游者，没几个人能说法国话，连酒保招呼客人，也第一句就说英文。这里现在是旅游的一个景点了，没有人会在这里看法文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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